百度搜索:
  站内搜索: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首页>>追思我们的顾问——洛夫先生>>正文
金蝉脱壳的"诗魔"
时间: 2018-3-22 8:09:55 浏览:78次  发布者:admin

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没想到,这个三月却成了一个告别的季节。继余光中之后,台湾文坛的两位重要人物李敖、洛夫也像商量好了一样,在几天前相继离开。

记得在2006年,作为一名土鳖文学青年,自己曾在北大的一个讲座上第一次见到洛夫。一个满头白发的诗翁,却让我感到一种朴实和硬气,联想到他早年的军旅生涯,这种感觉自然不会奇怪。在那场讲座中,洛夫朗诵了自己的多首短诗代表作,让我印象深的就有和余光中《乡愁》齐名的那首《边界望乡》,还有那首他1981年写给妻子的情诗:《因为风的缘故》,以及洛夫非常看重的禅诗系列中的一首《金龙禅寺》。

诗人
诗人洛夫

尽管那时我也只读过一点余光中的诗歌,但两人在诗歌语感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洛夫诗歌的意象,以及那种他身上标签式的超现实主义的“距离的组织”,给我的想象力以极大满足。也正因此,虽然只是一次讲座,我的脑海中却印下一些诗句:“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下一封长长的信”、“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石阶/一路嚼了下去”。

洛夫写道:“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如今,这团火终于熄灭了,不管是因为风的缘故,还是诗的缘故。

修正的超现实主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诗坛,一般被划分为纪弦执掌的“现代派”、覃子豪、余光中等人组织的“蓝星诗社”、洛夫、张默、痖弦为三驾马车的“创世纪诗社”。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创世纪诸人都是年轻的军旅诗人。

1
1962年3月30日,与蓝星诗社同仁宴请菲律宾文艺访问团,摄于台北中国观光饭店。前排左起:覃子豪、蓉子、范我存;后排左起:周罗蝶、罗门、余光中、向明

对洛夫来说,军事生涯开始的时间更早。在他的回忆散文《那年的雪》中,洛夫讲述了自己在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的一段游击生涯,他不仅在逃难途中被日本鬼子抓壮丁,后来还奉衡阳地下党的指令,从沉睡的日军手中偷来一挺轻机枪。1949年, 21岁的洛夫带着“闯天下”的抱负,参加陆军司令部在衡阳的招考,顺利通过考核后随即随军奔赴台湾,行囊中所带的还有一本艾青和冯至的诗集。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还谈及少年时代的偶像冰心的影响:“我从小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舰长,她就随父亲在外面游荡,这种生活激起了我的好奇和外面闯天下的念头。”

与同样是21岁跟随家庭流徙至台的余光中不同,洛夫到台湾更多出于一种自我的选择,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40年,以至于母亲去世也不能回来。然而,这样一批从大陆而来的年轻人,却共同在时代的颠沛流离与苦闷迷茫中,受到席卷台湾的存在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他们开始不久的新诗创作。洛夫在一次采访中便谈道:“这些触及现代人的荒谬与存在的焦虑等终极问题的思想,正好可以配合我当时那失落与孤独的低沉情绪,而把这些新思潮视为一种精神的救赎。正由于这两种影响的相互拧扭,才拧出来《石室之死亡》和四十年后的《漂木》着两部诗集。”

青年
青年洛夫(1949)

不过,洛夫的写作与战争的关系无疑更加紧密。他1958年的代表作《石室之死亡》,正写于金门炮战的硝烟中。当时,洛夫在军官外语学校受训,并被派往金门担当新闻联络官,负责在“二四六”(当时的金门炮战中,国共双方形成“单打双不打”的默契)不打炮的时间,接待外国记者。洛夫在1987年写作的《<石室之死亡>再探索》中描述当时的情景:“最初我在一间石块堆砌的房子里办公,夜间则到附近另一个地下碉堡中睡觉,及到三个月之后才搬进一个贯穿太武山,长约两百公尺的隧道中去住。由于记者都在当天下午搭机返台,晚上通常都能清闲,可是也相当无聊。为了避免暴露位置,隧道内经常不发电,晚餐后大家除了在黑暗中聊聊天之外,便是睡觉。开始我很不习惯这种生活,经常失眠,在黑夜中瞪着眼睛胡思乱想,有时在极静的时刻,各种意象纷至沓来,久而久之,在胸中酝酿成熟,便蠢蠢欲动,直到八月某日,我在办公室开始写下《石室之死亡》的第一行:偶然昂首向血水涌来的甬道,我便怔住……”

据作家杨渡讲述,“在那死亡的直击、恐惧的笼罩下,他不能明白写出自己所在的金门(这是军事秘密),也不能写出炮弹的轰炸(这也是军事秘密),更不能用写实的手法讲故事,于是就成为一种对死亡与恐惧的意识流的呈现。”因此,尽管洛夫后来在采访中有所否认,但无疑,五六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写作与他晦涩的诗风,多少有与现实保持距离、政治避祸的考量在其中。

洛夫是在1954年夏天陆战队办的“三民主义讲习班”上认识当时在第一师第一旅的张默,两人都在海军的《忠义报》上发过诗歌,互知文名。那一年,23岁的痖弦还在高雄左营的军中广播电台工作。不久,三人便聚在一起办了《创世纪》杂志。

需要澄清的是,尽管三人都对存在主义的书极有兴趣,甚至拿来抄写,但《创世纪》并非一开始就走上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道路。正如杨渡所讲,刚开始,这些军中诗人也是相当小心地配合着政策,把诗刊的主旨说得近乎反共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们才找自己的发声办法,试着用朦胧的意象、晦涩的语言、隐然的虚无,去诉说一个时代的感受。

洛夫
洛夫《致艾青》诗作手稿。(档案照)

其实,尽管《创世纪》与洛夫本人成为在台湾积极介绍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理论的主力,但他们更多是在诗歌技巧的层面对其进行借鉴,正如痖弦自己所说:“早年,我们确曾将超现实主义的技巧作为探触中国现代新诗的可能方法之一,而加以创作实验。”

具体到洛夫本人,他更一直主张一种修正的超现实主义。洛夫反对超现实主义者视为主要表现方法的“自动语言”,企图在诗中统一知性与超现实。如何修正?如何中国化?洛夫想到的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参照系,他很快在李白、李商隐、孟浩然、李贺等诗人非常玄妙神奇、直达艺术本质的诗歌中,找到共鸣。这种共鸣,与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传统的回归与解构、对禅意的不断书写都不无关系。

1961年5月,当余光中在《现代文学》发表长诗《天狼星》后,洛夫随即发表长文《天狼星论》,批评其从主题到意象,并不符合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原则,注定要失败。余光中随后写作《再见,虚无》一文,认为台湾多数现代诗已进入晦涩与虚无的死巷,宣布自己要告别虚无。从这次小小的论争,无疑也能看出所谓温和的现代主义者余光中与激进的现代主义者洛夫的区别所在。多年之后,洛夫在文章中对此调侃道:“那时我正在研读并试验‘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观念上比较前卫是实,倒未必高深到‘虚无’的境界。”

意象中的禅味

其实,温和的现代主义与激进的现代主义,区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在我看来,这种差异更多还是体现在两人对技巧层面的意象使用上。台湾诗歌史研究者刘正伟甚至直言:“我觉得他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会就比余光中写得好了,在诗意、修辞、整体结构、超现实手法等方面。可能余光中的诗有比较传统古典的中国味道,可是洛夫骨子里也是中国味道,可他的很多试验形式,不止余光中的抒情传统,可以去探索禅意、死亡、战争甚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对这一点,洛夫也颇为自得,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在谈起对余光中诗歌的评价时说:“他的诗,除了外在的语言,也有一个意象的世界,但这意象的创造性不够,缺少一种哲学的深度……而在这一点上,余诗做得不够,因此无论在内地还是在台湾,他的诗都是浅层次的居多。”

洛夫
洛夫

或许正因如此,同样是写乡愁,余光中的那首《乡愁》较之《边界望乡》要更为流行。而坊间对于两人在台湾诗坛谁排第一也颇有争论。学者古远清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段子:成都市于2005年邀请作家余光中、洛夫及舒婷访问。在峨眉山宾馆门口挂的欢迎横幅为“热烈欢迎余光中一行来我市访问”。媒体的焦点均将镜头对准余光中。一位洛夫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去采访时问他“你是洛夫吧?”洛夫回答:“我不是洛夫,我是‘余光中一行’!”

从这件趣闻也能看出一个诗人孩童式的执拗与可爱。不过,洛夫对诗歌中意象的经营从来都很执着,这也是他所恪守的信条: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无限。台湾批评家简政珍就曾在论文中评价道:“以意象的经营来说,洛夫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诗人。”

1974年,洛夫出版诗集《魔歌》,并在诗集自序中详细分析自己诗歌观念的转变过程。如果说早期在《石室之死亡》这样的诗中,他的写作态度是“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的话,那么到了《魔歌》时期,他更偏向于从多个层次与面向去写作探讨生命奥义的诗歌,换言之,“诗人不但要走向内心,探入生命的底层,同时也需敞开心窗。使触觉探向外界的现实,而求得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这种主客体之间的融合,成为洛夫颇具操作性的一套写作方案:“当我想写一首‘河’的诗,首先在意念上必须使我自己变成一条河,我的整个心身都要随它而滔滔,而汹涌,而静静流走;扔一颗石子在河心,我的躯体也就随着一圈圈的波浪而向外逐渐扩散、荡漾。”

1
1988年,洛夫夫妇在故乡的小河边留影。

洛夫这种“与物同一”的写作观念,固然像他所说,受到庄子与禅宗思想的影响,可在写作实践中,却也让我们想到英国玄学派诗人那种以身体感知思想的写作。还是拿他早年的那首禅诗《金龙禅寺》为例:“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石阶/一路嚼了下去/如果此处降雪/而只见/一只惊起的灰蝉/把山中的灯火/一盏盏地/点燃”。无论是听到的“晚钟”,还是沿着石头台阶“一路嚼下去”的植物,还是诉诸视觉将灯光“一盏盏地点燃”的灰蝉,诗中的意象都给我们一种诉诸身体感觉的强烈冲击。

或许因为写作《魔歌》这样的诗集,加上他近乎魔幻的表现手法,人们多以“诗魔”称许洛夫。对此,洛夫自有一番自得的解释:“诗之入魔,自有一番特殊的境界与迷人之处,女人骂你一声‘魔鬼’,想必她已对你有了某种欲说还休的情愫。古有诗圣、诗仙、诗鬼,独缺诗魔,如果一个诗人使用语言如公孙大娘之使剑,能达到‘霍如弈射九日罗,矫如群帝骖翔’的境界,如果他弄笔如舞魔棒,能达到呼风唤雨、点铁成金的效果,纵然身列魔榜,难修正果,也足以自豪了,唯我目前道行尚浅,有待更长时间的修炼。”

刘正伟对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洛夫在70多年写作生涯中对诗歌形式的不断探索与追求。1980年代之后,洛夫不断尝试新的形式,比如“隐题诗”,还有一系列解构唐诗的同题诗写作。2001年那首长达3000行的《漂木》,在刘正伟看来,更是叩响诺贝尔文学家门铃的野心之作:“他原来只是想写对自己一生浮浮沉沉的看法,从大陆流浪到金门、台湾,又到加拿大,最后回归,最后变成他们这一代人集体的流亡、集体的乡愁、集体的努力。”

洛夫曾经用“蜕变”形容自己不断撤退、不断占领的写作路向,如今,他用诗歌完成了自己真正的金蝉脱壳。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